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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时期是什么时候 河姆渡文化遗址介绍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处重要聚落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当时发达的农业文化为现在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灿烂辉煌的河姆渡文化发生在距今历史:6500-7000年,发掘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发现及发掘时间:1973年发现并首次发掘,1977年进行第二次发掘。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与马家浜同属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但目前未发现其后继文化。

  杭州湾宁绍平原的南缘有一处十分着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就是河姆渡。河姆渡遗址的南面是连绵逶迤的四明山麓,北面是一片平畴,西南就是碧波荡漾的姚江。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在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居住、生息、繁衍,并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后来,河姆渡突然地消失了,直到1973年那场惊世的发现,河姆渡才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考古发现过程

  世界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也不例外。

  1973年,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发展农业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河姆渡村所在的罗江公社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频发生。为了使境内地势低洼的稻田旱涝保收,获得稳定高产,村里决定对姚江边上一座旧排涝站进行改造。

  排涝站需要安装大功率的水泵,所以地基一定要挖到生土层。这项工程从6月下旬开工,计划在9月投入使用。开工没几天,挖土的工人就遇到了困难,因为泥土中混有很多石头、瓦片甚至骨头。罗江公社负责人罗春华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时,工人就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罗春华曾经在浙江大学进修过,对文物有一定了解。他认真地查看了挖出来的破罐、碎盘,意识到这些很可能是古代的器物,很快把情况报告给了县文化站。为了避免文物流失,罗春华还把流散到工人手中的器物集中保管起来。

  经过调查,工作人员认定这里是一处含量非常丰富、年代相当古老的文化遗址,立即要求暂停施工,保护现场。

  第三天,浙江省文管会工作人员王士伦来到工地,立刻就被出土的精美器物惊呆了。王士伦认为这是浙江省境内最为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即携带许多实物标本和动物骨骼,返回杭州做汇报。第四天,省博物馆派出一支专家小分队到河姆渡进行抢救发掘和试掘。一个举世瞩目的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河姆渡遗址的正式发掘拉开帷幕,重大发现陆续面世。首先,工作人员在探方里发现了一些木头,上面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专家推断这是一口水井的井架。经过进一步发掘,验证了推断的正确性,并确定水井深为1.4米。

  在商周时期的金文中,“井”字中间有一点,与井的构造十分相似,四排木头相交搭成井架,中间的一点为汲水之处。由于这口水井的出现,考古人员推测,这一带很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紧接着,考古人员在探方中挖掘出11座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这个文化层出土的陶器大部分是灰黑色夹砂和夹碳的陶器,这些陶器的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加工出来的。

  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时,在黑褐色的土层中闪出一些金黄色小颗粒,但很快就变成泥土的颜色。考古人员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谷!这些稻谷在与空气接触之前,还保持着原来黄灿灿的颜色。难道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

  工作人员把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和人工栽培稻谷、野生稻谷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结果是:野生稻谷颗粒瘦而长,人工栽培稻谷要比野生稻谷的颗粒宽将近一倍,而河姆渡出土的稻谷颗粒更接近人工栽培稻。

  不断有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为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六千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已熟练掌握水稻种植技术。那么他们是如何种植水稻的呢?考古人员在泥土中发现了许多骨制的东西揭开了谜底,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六千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接下来的发现更让人费解。考古人员除了挖掘出大量的石器、骨器、木器和陶器外,还发现了很多的木板和木桩。据当地人传说,这里以前是海湾,所以这些木板和木桩很可能是当年的木船。地质探测的结果也证明,远古时代,这里果真是海湾。但这些木板是当年的木船吗?那么在这些木板旁边为什么会有大量囤积的稻谷呢?而周围的墓葬又该怎么样解释呢?

  带着这些谜团,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挖掘,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考古学家断定,这些木板和木桩和木船没有关系。以往的考古发掘证据表明,人类发展到了青铜时代,出现了金属工具,才会出现榫卯。而河姆渡人生活的那个年代比青铜时代早了两千多年,根本不可能有金属工具,这些木头的榫卯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发掘工作中的新问题不断出现,而谜底也常常随着进一步的发掘而陆续解开。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器工具,河姆渡人正是用这些石制的锋利工具去加工木材,至今这些工具仍旧十分锋利。在遗址中出土的芦苇编织的席子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苇编的图案及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专家推断,这些苇编在当时很可能是铺在屋顶上用来遮风挡雨的,也可以作为席子铺在房屋地面上,还能作为房屋之间的隔断。于是,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芦苇席子进行复原,一件震惊世界的发现展现在人们面前,那就是凝聚了河姆渡人智慧结晶的干栏式建筑。

  接连不断的新发现向考古工作者透露出这样的喜讯:这是浙江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碳十四的测定也证实了考古学家的推断,河姆渡遗址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

  1977年“文革”结束,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都憋足了一股劲,想要好好地大干一场。因此,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报批手续之快,发掘面积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到现场专家之众,大概都是史无前例的。发掘工作于1977年10月8日至次年1月28日进行的,地点选在河姆渡村东北隅水渠两侧。为了做好发掘工作,宁波市成立了河姆渡遗址发掘领导小组,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亲临现场指导,古建筑专家杨鸿勋等在现场分析木结构房屋遗迹和地质情况。

  这次发掘历时112天,共布探方20个,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出土木、石、骨、陶质等各类文物达4700多件,其中墓中随葬品42件,还有大片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迹和大面积的稻谷堆积层,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墓葬中还出土了数十具河姆渡人遗骸,他们或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少数保存完好。据出土骨骼分析,这些河姆渡人曾患严重脊椎骨变形、增生等疾病,应该是长期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所致。

  河姆渡如一座藏品极为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形象地展示了南方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真实情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令长江史前文明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中国古文明的另一个源头从此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

  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内涵丰富,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出土的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少量为加砂、泥质灰陶,均为手制。器型有釜、罐、杯、盘、钵等,陶器表面常有绳纹、刻划纹。陶器上刻画的图案写实性强,手法夸张,想象丰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双燕比翼齐飞,小狗饱食后小息等。

  出土陶器的经典之作是着名的猪纹陶。猪纹陶出土于1973年,通体由炭黑色的陶制成。陶体呈长方形,但四角都具有一定的弧度,底是平的,两个长的边壁上各刻有一条猪纹,虽然线条较为简单,但形态却非常逼真。

  这件陶器的胎质较疏松,器壁较厚,还处于陶器制作的原始阶段。猪的头部向前伸而且稍微有点低垂,猪的嘴很长,双目圆睁着,好似在寻觅食物。猪的身上还刻有简单的圆圈和叶子似的花纹,脊背上的鬃毛簇立着。从整体上看这头猪形状更像野猪,只是比野猪要温顺些,介于野猪和家猪之间。从这件猪纹来看,河姆渡时期的猪偏瘦、偏小,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食物不足,人们不等猪长大就宰杀造成的。

  从这件猪纹黑陶钵我们可以了解到7000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开始进入了定居生活,也反映了当时河姆渡的畜牧业水平,对研究猪的进化具有极高的价值。

  河姆渡人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其原始艺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玉制作的装饰品,而玦、璜、管、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莹石制成,开创了用玉之风的先河。河姆渡人并不满足于对这种装饰类物品的追求,他们还发明了吹奏、打击乐器的发明,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些吹奏、打击乐器有骨哨、陶损和木筒等,其中出土的骨哨已达5孔,音乐工作者以此仿制的鸡腿骨骨哨能吹奏完整的七声音阶。

  河姆渡出土的雕刻艺术品也相当讲究,用料有象牙、骨、木等,设计奇巧,寓意更是十分深奥。最为神秘的就是一件神秘的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它是经过加工的象牙,部分已残缺,外形像一只展翅的蝴蝶。牙雕长16厘米,宽5.9厘米。牙雕体的正面刻有精美图象,正中为光芒四射的太阳,用五个同心圆表示日面,园心附近有一个圆点,位置在日中稍微偏左。这件象牙雕刻的时间,据推算大约距今6000至6700年。

  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太阳崇拜的图形。太阳外侧为一对昂首相望的鸟,鸟羽下垂,与太阳下方水面波浪相接。这幅图象表示,旭日从海上喷薄而出,群鸟飞而相迎,代表古越族人民欢欣鼓舞,迎接初升太阳的情景。这是一件象征着古越族兴旺发达美好前景的圣物。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对生殖崇拜的象征。虽然很难判断这个图案的含意,但无论如何这是出现在荒蛮时期的一件精美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漆碗,说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髹漆工艺。?这件漆碗,胎为木质,器呈椭圆瓜棱状,敛口,底有圈足。器壁外表有薄薄一层红色涂料,微有光泽。这种朱红色涂料经裂解后,涂氯化纳盐片,用红外光谱分析,其光谱图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皮的裂解光谱图相似。

  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学会了缝纫,出土的缝纫工具主要有骨针、细小的骨锥、管状针及小石锛等,缝纫、纺织、编织,河姆渡人的技术已经比较娴熟,类似机件在太平洋沿岸也曾发现,而在时间上则要晚两三千年。

  河姆渡之最

  1973年,河姆渡文明重现世间,立即震惊了华夏,震惊了世界。河姆渡先民的智慧与成就,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添上了最辉煌的一笔。

  1.世界最发达的耜耕农业

  7000年前的河姆渡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仅1米左右,这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仅出土的动物遗骸就达61种。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平原是“工”字形地质结构,具有良好的促淤功能。遗址的西部紧临江边有一座海拔仅9米左右、面积不到100平方米的小石山,当时的河姆渡人就依山聚居在小山坡的东面和北面。特殊的“工”字形地貌使这里最先成为陆地,当周边还是一片浅海时,河姆渡已是一块“风水宝地”了。每当洪水过后,这里都是最早露出陆地,并迅速变成绿洲。河姆渡先民正是借助“工”字形高地的优势,在这里栖息、繁衍,并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璨的河姆渡农业文化。

  原始农业是从采集发展而来,原始居民在年复一年的采集果实的过程中逐渐掌握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把这些植物加以栽培,由此产生了原始农业。河姆渡人种植的水稻是由野生稻逐步培育而成,并创造了当时的世界上最发达的耜耕农业。

  栽培水稻在先后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均有发现,其谷粒外形、颗粒大小已接近于现代栽培稻,粒重远远超过野生稻,经鉴定大部分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的水稻,少部分属粳稻。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和谷壳,换算出稻谷应当在12吨以上。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大,保存之好,不仅堪称全国第一,就是在世界史前遗址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河姆渡栽培稻较传说神农植稻早2000年,比泰国奴奴克塔遗址出土稻谷早数百年,填补新石器时代考古“有粳无籼”空白。

  河姆渡的农具也十分先进,骨耜就是其中的代表。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在河姆渡遗址共出土骨耜170余件。骨耜大部分取材于大型偶蹄哺乳动物的肩胛骨。骨耜使用时安装竖直的木柄,木柄的下端一面削平,以与骨耜的浅槽吻合,同时在上端绑定木柄,为了操作方便省力,木柄和上部做成Y形或T形。在浙江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弥足珍贵的骨耜,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令人称奇的是在它上面还残留着一圈当时缠缚的葛藤,以及嵌于其中的木片。由于长期使用刃部十分光滑。磨损严重,特别是中间作为刃部的扁蒲扇面,磨蚀破损尤甚。

  从国内外有关骨耜的考古发现来看以河姆渡出土的骨耜年代最早、制作最精,而且数量也最多,堪称世界第一。

  稻谷和骨耜的发现,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撒下谷种,就是用骨耜这种农具进行耕作。他们手执耒耜,开田翻土、引水灌溉,辛勤耕作。他们还用动物肋骨制作了一大批劳动工具,如磨成锯齿状的骨镰、中耕农具鹤顶锄和谷物加工工具木杵等。这些都表明,7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农业已成为河姆渡人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但是,根据考古资料显示,河姆渡人的水稻生产主要在湖滨的低洼地利用自然水源进行灌溉培育,农业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风调雨顺时收获就多,倘若遇上了洪涝或干旱,很有可能就会颗粒无收。而河姆渡遗址背山面水、土地狭小,非常容易遭受水灾。据《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描述,河姆渡遗址经常遭受水灾,给水稻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河姆渡人产生了原始的对太阳神的崇拜,实际上是祈盼农业丰收。河姆渡人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去精心制作“双鸟朝阳”象牙雕刻蝶形器,正是把它作为太阳神的像具,作祭祀之用。

  2.世界最早的木桨

  河姆渡地处江南滨海平原,气候温暖,降水充沛。遗址周围湖泊沼泽遍布,河流纵横交错,有着辽阔的水域,因此河姆渡人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已有的考古发现及研究证实,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南岸两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而又平行发展的原始文化。滔滔钱塘江水和波涛汹涌的杭州湾并没有阻碍这两支近邻文化间的文化交流,而舟楫等水上交通工具的发明就成了他们交流的前提。

  在河姆渡遗址共出土了6支木质船桨和1只陶舟,桨柄和桨叶用同一块原木削制而成,长63-92厘米,木柄上刻着各种斜线组成的图案,精细美观,桨叶呈柳叶状,阻力很小,大小和形状跟现代游船的划桨很接近。7000年前的木桨,不但在我国是首次发现,而且在世界上也属首例。

  同一遗址还出土了一只陶舟。该舟长7.7厘米,高3厘米,宽2.8厘米。陶舟两端有小孔,可以系缆,全舟下半部的弧形,轮廓自然流畅,可以减少水的阻力。木桨和陶舟的出土,否定了国外一些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没有独木舟的观点。虽然河姆渡尚未发现完整的独木舟,但从遗址出土的独木舟的遗骸、木桨,可推知河姆渡先民能够制造出较为先进的独木舟。

  3.古井的发明者

  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古遗迹,而这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一口木构浅水井,距今已有5600余年,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井。

  这口井的井口为方形,边长约2米。据考古学家的复原推测,水井遗迹的周围都是黑色淤土层,井旁一角放置几块平整的大石块,所以这口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河姆渡人在原有的水坑中部,先打入四排桩木,组成了一个方形的桩木墙,然后再将排桩内的泥土挖去。为了防止排桩向里倾倒,再在排桩上部套一个方木框。排桩之上平卧十六根长圆木,很可能是构成井口井架或为了加固井口而设置的构件。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深约1.4米。考古学家还在水井外围发现了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又在井内发现辐射状的小长圆木构件和苇席残片等,据此推测水井上当盖有简单的井亨。这个比较完整和高级的水井,是我国发现的属于最早的一流水井。它和河姆渡文化农业定居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完全相应的。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周易》记载“木上有水,井”,千百年来人们百思不得解:井怎么会是木上有水呢?正是这口方形木构井的发现,才使这千古之谜彻底揭开。也许在五六千年以前,海潮是河姆渡一带的常客,又因常年雨量充沛,暴雨、洪涝常使水浑浊而不能饮用,木井的构筑使先民饮到了洁净的水。由此可见,古井是先人净化水、讲究饮水卫生的杰作。

  河姆渡古井的形制,在我国象形文字中还大致有迹象可录。金文中的井字,有时也写作“井”字,在井字中间增加了一点,井干是四面横直相交之形,而中间的一点则是汲水用的陶器,以区别于捕兽用的陷井之井。可见,象形文字也反映了历史上事物的微妙差异。

  水井的发明,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自从发明水井以后,人们可以在远离河流、湖泊的地方生活,开辟新的生活居地,可以战胜干旱的威胁,对于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毫无疑问,水井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原始社会的建筑师

  河姆渡遗址河流沼泽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能采用半地穴式建筑解决居住问题,于是河姆渡人发挥聪明才智,开创了人类居住方式的惊人之举——干栏式建筑。

  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构成高于地面的基座,再用桩柱绑扎立柱、架梁、盖顶的半楼式建筑,是巢居的继承和发展。干栏式建筑的功能十分强大,首先可以避免野兽的袭击,一般性洪涝对其生命安全也不构成灾害,另外还可以脱离潮湿的地面。“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至今华南有些地区仍存在。

  发明和创造干栏式建筑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河姆渡人的住房经历过好几个阶段。首先是在一棵大树上构巢,紧接着发展到在相邻的三、四棵树上架屋,直到最后才有了现在我们熟知的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木结构技术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其干栏式房屋的建筑工艺已经十分科学。

  首先就是在房屋朝向的选择上。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平面图分析,3幢建筑均呈西北——东南的走向。这样建筑的朝向与现在的座北朝南方向选择有很大差别,对采光、通风、取暖、避寒都不利。河姆渡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这种建筑方式与其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成反差。可经过仔细考证研究,却发现,这种安排十分合理。

  当时的建筑还未开窗,而门的位置与傣族的干栏式建筑一样是开在山墙面的,具有出入、通风、采光、排除烟尘的诸多功用。干栏式建筑呈西北——东南走向,门的朝向向南偏东10度左右,这个朝向在江浙地区冬季日照时间最长而夏季最短,避开了夏季的炎热,增加了冬季的采光时间。所以对长坡檐,无窗户的干栏式建筑,这个朝向选择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迄今当地的建筑仍继承了这个合理的朝向选择,门户向南偏东5-10度是最好的朝向。当然这是通过实践和生活积累得来的。

  干栏式带来的建筑困难比一般地面建筑大得多。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能否成功,基础是关键,干栏式建筑显得尤为重要。河姆渡的建筑基础桩木有圆桩、方桩、板桩之分,各种形式木桩的底部一律砍削成尖刺状或刃状,用打入法处理。接下去架设地梁。从上面基础工程看,开工前需要对建筑负荷有个计算,以决定用材的规格和数量。然后根据建筑面积,室内分隔要求,在现场放样。最后选择座标,以保证木桩的平行垂直,保证下步的梁柱安装工程。

  在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遗迹中,最有影响的是出土了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河姆渡人的榫卯技术,把我国应用榫印技术的历史推前了3000多年。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生产条件下。仅以粗劣的石器和骨器,创造了多达十余种形式的榫卯,令人惊叹不已。这种木结构建筑设计之科学,规模之宏大,不仅为我国所罕见,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杰作,被考古学家称之为7000年前的奇迹。

  河姆渡的建筑师已经有了室内装修的意识,居宅是人类生活、生产、社交的重要场所,也是装修方面的重点。由于石质生产工具的制约,当时的地板比较粗糙,而且高低不平,从出土的“人”字形土块看,室内坐卧处重要区域的地板曾经用泥土抹平,然后铺上苇席,使得这些部位比较平整,容易打扫干净,有利于休息。此外根据建筑学家分析,建筑遗迹中显露出当时室外留有1米多宽的走廊,从出土的直板栏干卯孔看,走廊外侧还安装着栏杆。

  在室内装修中,他们还着意进行美化,出土的刻花木构件,马鞍形五叶纹陶块可能是室内悬挂于门框或中柱上的艺术品。居宅装饰中最突出的是竖立于屋脊上的鸟形器,它们用石、骨、木和象牙材料制作,正面刻有鸟和太阳的纹饰,顶端两旁有穿孔,用于穿引细绳把鸟形器与木棒绑扎起来,再把木棒绑扎在脊梁上。许多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形器可以和铜屋模上的立鸟联系起来,反映古越人爱鸟、崇鸟的习俗。总之这些艺术品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把居宅的装修提高到了艺术的阶段。

  由于干栏式建筑适应江南地区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还具有防蛇虫猛兽和饲养家畜、堆放杂物的多方面功用,因此历数千年不衰。继河姆渡遗址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江梅堰、海安青墩、浙江吴兴钱山漾、广东高要县茅岗及湖北蕲春县毛家嘴、四川成都十二桥等遗址中都发现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干栏式建筑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并利用了下部空间,最终导致阁楼与二层楼房的形成。

  河姆渡消失之迷

  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氏族聚落生活遗址,其发展的轨迹是两千年。但奇怪的是,考古学家并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种种猜测。

  1998年的一次洪灾,给研究者带来灵感。他们对河姆渡周边地理环境作了长达3年的调查,发现几乎在姚江所有的拐弯处,都有大洪水冲刷的痕迹。

  研究人员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特大洪水。分别发生在距今六千年和五千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还使“工”字形高地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由北流改道东流的剧变。

  于是,海水沿河道上溯,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变成一片水乡泽国,祖先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于是先人开始大规模迁徙,离开了生息两千年之久的土地……

  河姆渡人迁徙到哪里去了?考古学家一直苦苦追寻,却没有答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几十具河姆渡人骸骨,对于研究河姆渡人去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经复原测量鉴定,河姆人头骨均为长颅类型,颅骨的高度大于宽度。鼻骨宽而且平,齿槽突颌,上齿槽弓狭长,缺乏腭圆枕和下颌圆枕。头骨眉弓不特别粗壮,眉间不突出,鼻根凹浅平,眶角较钝,颧骨大而突出,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形态特征。根据两个成年男性的股骨和胫骨长度推算,身高分别为162厘米、170厘米,均属中等身材。

  复原后的河姆渡人与蒙古人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至今考古界也无法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河姆渡文化遗址现状

  河姆渡遗址蕴含着巨大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被学术界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河姆渡遗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86年开始,浙江省、宁波市和余姚市三级政府共同出资,实施河姆渡遗址的保护、建设工程。

  首先划定遗址4万平方米的保护范围和3.5平方公里的建设控制地带;搬迁叠压在遗址上的全部农民住宅和3家乡办工厂企业;迁移渡口南岸的采石场等,避免遗址内人为的破坏。

  1991年,开始兴建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并于1993年5月12日落成开放,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馆名。博物馆由文物陈列馆和发掘现场馆两部分组成。文物陈列馆紧邻遗址西侧,主体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由6幢用连廊相接的建筑构成。建筑造型根据河姆渡7000年前干栏式建筑风格而设计,象征着7000年前榫卯木作技术,并配以土红色波纹陶瓦,古朴而富有野趣。序厅高18米,屋面形似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表现河姆渡先民崇鸟、爱鸟习俗,整座建筑古朴、野趣,有河姆渡文化特色。

  河姆渡文化遗址经过两次局部发掘,已经开挖了2800平方米,仅占全部面积的7%。目前,有关部门正准备对河姆渡遗址做第三次考古发掘,并在那里再建一座发掘现场的纪念馆和原始部落村。随着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必将发现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也一定会有更多的惊世发现在等待着考古学家的发掘研究。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近几年来,己有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官员前来考察。2001年经国家文物权威部门评选,河姆渡遗址被列入“中国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大发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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